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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圾工

   

这个城市的生活垃圾清运及处理方式相当落后。其实,这本是一件很简单的环卫工作,并不存在什么“高精尖”的技术难题,只不过,在国人的观念中,从来就没有真正重视过如何妥善处理生活的废弃物,就像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重视过如何妥善处理身体的排泄物一样。至今,这个城市的公厕少之又少,而且污秽不堪臭味熏天,便是明证。城里人尚且如此,更不敢提它所辖下的20余个县了。

我在这个城市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。回想起25年前,我大学刚毕业,进入市政府工作,无处栖身。那个年代,老百姓的住房基本上都是靠所在单位的福利分配,都要论资排辈,排个三年五载的也未必能轮得上。我一个刚参加工作的新人,当然不可能分到住房,结婚后便和妻蜗居在一处借来的简陋平房里。那是一个近似于贫民窟的平房区,居住着百余户人家,共用两个公共厕所,东边一个西边一个,是那种没有冲水装置的土闹公厕,它的结构很简单:在地上刨五六个坑,垒四面墙,中间隔开为男女,靠着一个老农民赶着驴粪车隔三差五的过来掏一次……可想而知它有多么的龌龊!

至今,这样的公厕,在广大的县城和农村,依然很普遍。

我们俩的住所在一排平房的把头,挨着西边的公厕。公厕的前面有一大块露天空地,是让居民们倒垃圾的。垃圾如何清运呢?每户出一点钱,从近郊雇一辆农用小拖拉机,后面挂个车斗,隔个十天半月的来拉一趟,拉到郊外倒掉。但他们每次都拉不干净,也不肯再跑第二回,于是,天长日久,剩余的垃圾便形成了一座小山丘,日日夜夜散发出刺鼻的臭味。尤其是在夏天,经恶毒的太阳这么一暴烤,再来场瓢泼大雨一浇,垃圾山第二天便发酵出死尸腐烂的气味,熏得人头晕。那苍蝇呀,遮天蔽日的,见了人嗡嗡嗡一大片围上来张嘴就亲!吃饭时必须紧闭门窗,还要在饭桌旁准备一个苍蝇拍,随吃随打。否则,你吃的食物就是苍蝇吃剩的。

我们的孩子就是在那样秽臭的环境下出生的。谢天谢地,在他上小学二年级时,我们终于住上单位分配给的楼房。虽然只有50多平米,却是“换了人间”!

上厕所总算可以比较体面比较安逸了。重要的是,告别了那个恐怖的垃圾山,从此免遭苍蝇无休止的“性骚扰”。至于垃圾,也进步到可将它们往楼梯的垃圾道里倾倒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各单位自建的宿舍楼都是这样设计的:在楼梯的一角隐藏着一条垃圾道,从一楼直通到最顶层,每层都有一个倾倒口,供住户倒垃圾用。

垃圾道中的垃圾必须及时清运,否则会成为整座楼的污染源。谁来干?每家每户一年交一定数额的卫生费,凑起来,雇一垃圾工每日或隔日清理一次。这是这个城市中最下贱的工作,又脏又累又臭,没人瞧得起。想想看,有什么人愿意成年累月和垃圾打交道呢?只要有口饭吃,谁也不会轻易接手这样的活儿。所以,干垃圾工的,多是家里穷得实在过不下去的人,或是从外地来的走投无路的谋生者。

他们必须自备工具:一把铁锨和一辆破三轮车,工作时间只能是傍晚天擦黑之后,不然会有碍观瞻。辛辛苦苦干一个月下来,也就是三十来块钱的工资。虽然活儿很脏,但钱是干净的,用劳动的汗水挣来的,尽管少了点。

这是一个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生存着的群体。他们卑微得如同蝼蚁,弱势到几乎被公众遗忘,所有的社会资源分配都与他们无关,他们的生老病死无人过问也无人关怀。但是,如果你以为他们不过是一些没有主人也没有人格、只为果腹而生存的奴隶一般的人的话,那你就错了。他们偶尔也会抗争一下,为了自己不公的命运和生存权利,也为自己的尊严。

终于有一天,由于我们的无德,被那个卑贱的人愤愤然抗争了一把,就像被一只小小的工蜂狠狠蜇了一口,工蜂虽然死了,但我们也着实难受了一大阵子。

那天中午,我从外地出差回来,饥肠辘辘的,一边往家里走一边想象着妻为我准备的美味午餐。可我刚走到宿舍楼跟前,就觉得不对劲。空气中弥散着一股难闻的气味,三个单元的垃圾道口铁门皆洞开,污秽之物堆得像座小山,苍蝇一层一层的,时值盛夏,垃圾腐败得很快,那一堆堆的西瓜皮已经流出令人恶心的黄水。怎么搞的!我皱起眉头捂着鼻子赶紧跑进楼道。满以为进了楼内就会好些,没想到楼内的臭味更浓更呛!我摒住呼吸,飞也似的一口气蹿到五楼家中,砰!关上门,大口大口喘气。

“回来了?”妻从厨房探出头一笑。“怎么那么臭呀?”我问。“垃圾道整个都给堵死了。堵了一个星期了,能不臭吗?”妻边说边端上一盘蒜苗炒鸡蛋放在茶几上。“那掏垃圾的呢?咱们可是交了卫生费的呀。”“人家撂挑子啦。”“不干了?”“嗯。”“为啥?”“他说他只拉生活垃圾,不拉建筑垃圾。”“哪来的建筑垃圾?哦——。准是四楼那家搞装修闹的吧?”“管谁闹的。别得罪人。来,吃饭吧。”

我坐下,刚拿起筷子,砰砰砰!外边有人砸门。“谁呀?”“我!”妻赶紧跑去开门。“哟,是楼长呀。快屋里坐。”“不坐了。你们那口子回来了吗?”“回来了。刚进家门。”“待会儿一点半,让他到楼下干活儿。带着铁锨。”“干啥活儿?”“弄垃圾呗。”“他挺累的,要不我去……”“不行!这活儿不轻松,就得男的干。走了。”楼长下一层楼砸一层门,挨家挨户下达命令。我顿时蔫了。一想到楼下那堆劳什子,食欲全没……

这场从中午一点半开始的垃圾会战持续了两个多小时,可把我给累惨了。正是太阳最毒的时候,一开始还戴个大口罩,没干十分钟就汗如雨下,口罩捂着脸如同扣着个蒸锅,干脆摘了它,赤膊上阵。垃圾道还真是被那些该死的建筑垃圾给堵死的。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才将堵塞物从二楼的倾倒口用铁管捅了下来,原来是一大坨已经硬化了的砂浆水泥,还有满满一编织袋的碎木片、刨花、涂料等等。堵塞物抠出来后,压在上面的垃圾哗啦啦——全下来了,熏得我们差点栽跟斗。我思忖着,要是让我天天干这样的活儿,宁可去死。

楼长气得脸色铁青,用铁锨使劲拍打那坨水泥块,骂骂咧咧道:“×××!这是谁干的?谁干的?还有点公德心没有?!”

他用词还算温柔了。应该这么问:谁干的?缺不缺德呀?!我心里恨恨地嘟哝。难怪垃圾工撂挑子不干了,这事搁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啊。

“还有这、这、这……”楼长用铁锨指着摊撒一地不堪入目的污秽物和烂西瓜皮,继续发火,“瞧瞧,瞧瞧。报纸都宣传了那么长时间了,垃圾要袋装化、袋装化,为什么还直接倒?我们都是政府公务员,就这么个素质呀?!……”

所有的人都面露尴尬之色。

“从今天起,把所有倒垃圾的口全给我用铁丝捆死了。不准再用垃圾道!”楼长余怒未消,用铁锨使劲戳了戳地面,“晚上我要挨个检查。听见了吗?”

楼长姓吕,是一位刚退休没多久的前政府办老主任,颇有点威望。公务员就这点好,不敢不听领导的话。

嘟嘟嘟……一辆挂着车斗的小拖拉机开进来。这些垃圾,足足装了四车,才算整完。

没有了垃圾道的日子,的确麻烦多多。但从那以后,我们这一楼的人都学会了不再作贱自己,老老实实用塑料袋盛垃圾,系好,再拿去扔掉。

生活逐渐好起来。若干年后,我们搬了家,住进单位的集资房。从五十多平米增到一百二十平米,从五楼降到三楼,鸟枪换炮了——这一过程,竟用了将近二十个春秋。

还是那种带垃圾道的宿舍楼,处理垃圾的方式几乎没有什么长进,只不过把垃圾道稍微加宽了一点,不容易堵塞了。

楼长住在我们楼上,姓罗,是一位退休多年的党支部书记。一切都正常有序了,我们一家三口在正常有序之中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。

突然有一天,楼长被诊断出肾衰竭,要回东北老家休养一段时间,便差儿子下来将妻唤了上去。妻回来时手中拿着一塑料袋的账目和钱,原来是罗书记把垃圾清运的事儿拜托给我们暂管。可这一暂管,就给粘住了。老楼长回来后,每周需做两次血液透析,看见他那付弱不经风的模样,我们也不好意思再把这档子事交还给他了。那就为大伙儿多担当一点吧,于是,在我们平静的生活中多了一项小小的差事:按月给垃圾工发工资。

这个垃圾工为我们这座宿舍楼清运垃圾也有四五年了,但我从来没有注意她。偶尔下班晚了,碰见她在干活儿,也是匆匆闪过,并无搭话。她很勤快,也很尽责,不但把垃圾清运得很及时,而且还常常把院落打扫干净。这可不是她份内的事,她默默做着这些,只是觉得举手之劳顺便而已,并非要讨谁的好,因为这些年来,她的工资从来没长过哪怕一块钱。我们这些公务员的工资几乎是一年一长甚至是一年两长,从月薪数百元涨到将近三千元。可这位垃圾工的工资每月只有区区的八十元,从未动过。仅此而言,就很能完美体现“劳心者治人,劳力者治于人”的传统理念和公平准则。

那个月的最后一天晚上,我们刚吃完饭,正在沏茶,听见外面有人敲门。我过去,只把门开一小半,见一中年妇女,灰头土脸,浑身脏兮兮的,站在门外,怯生生道:“罗书记说,让我从你们这儿领工资。”我早忘了这茬了,“领工资?领啥工资?”“我是收垃圾的……”“是是是”妻在里屋叫道,“快进来吧。”

我赶紧把门全打开,让她进来。当她从我身边走过时,一股难闻的垃圾味儿直呛我鼻子。我不由得皱起眉头。这气味弥散在屋里,直到她走后依然久久不肯散去,我不得不喷些空气清新剂以改良一下嗅觉。

她个头矮矮的,不过四十开外,比我小许多岁,但她憔悴晦暗的面容看上去得有五十以上。妻给她发完工资后很随和地和她闲扯了几句。她能感觉到这家人并没有歧视她,于是,每次领完钱总喜欢多呆会儿,和妻聊些家不长里不短什么的。而我是巴不得她赶紧走的,因为她呆的时间越长,屋里那股难闻的垃圾味儿就越浓,越让人不舒服。

不过,和她聊的次数多了,便渐渐知晓了她的生存状况。她是远郊的一个农民,种着几亩地;家里俩老人已年过七旬,其中一个半身不遂,在炕上躺了十好几年;生了个儿子还是智障,再生,是个女孩,小学没上完就辍学了,帮忙种地,日子过得挺艰难的。可屋漏偏逢连夜雨,五年前丈夫帮人跑运输不幸遭遇车祸,殁了。之后,她就接了这个清运垃圾的活儿。

八十块钱对于我们来说,不过是小菜一碟,我们只需“一杯茶水一盒烟,一张报纸混一天”,就能收入比80元更多。可对于她,这八十块钱却很重要,它可以换回一些果腹的食物、一些御寒的衣服或者一些治病的药品。然而,她挣到这八十块钱,真的很不轻松。农忙时节,她既要打理田里的庄稼,又要照顾老人和小孩,且都不是健康的人;忙了一天,累得够呛,还必须蹬着三轮车前来掏垃圾,从她的村子到我们的宿舍楼,要蹬五十多分钟的路。干完活回到家,已是满天星斗,人困马乏……

一晃又是一年。春节刚过完,初六的晚上,她来了,先将满院落厚厚的鞭炮礼花残屑打扫干净,再把垃圾掏利索了。她知道,明天初七就要正式上班了,只想给大家留下一个整洁的环境和一份好心情。然后,就上楼敲我们家的门,领工资。

前些天,妻让我做一张新的全年垃圾清运费领取表,一月份的工资定为九十元。我打趣道:“给她加十块压岁钱呀?”妻说:“十块压岁钱?不够寒碜的。给小孩都不稀罕。去年的卫生费有剩余,人家辛辛苦苦干一年了,咱得表示表示。可卫生费又是全楼30多户交上来的,是公款,加这十块钱,按说要征得大伙同意。”“你还为这十块钱挨家挨户征求意见去了?”“没有。我吃饱撑的!不过,我跟罗书记说了,他点头的。”“那就行。”

她连声道谢,瞅着工资表看了好一阵子,才在一月份的地方一笔一划签上名字。然后,小心翼翼地问:“这个,九十块钱,只是……一月份的吧?”“是呀。”妻说,“一月份不是春节吗?特地给你加了10块钱。是那么点意思吧。”“那……那以后,还是每月……每月80块钱?”妻从她开始结巴的询问中已经听出别的话外音了,便心平气和地说,“大姐,咱们相处的时间也不短了,都知根知底儿了,不是外人,你心里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。别不好意思。”

她沉默片刻,才局促不安地说:“大妹子,你看,我是这个意思,我在这儿收垃圾,也有五年多了,从罗书记到你们,对我都挺好的,我挺感谢的。不过,这一个月八十块钱,说实在的,都不够给老人买药……我们村里有个人也跟我一样,给一个单位的宿舍楼收垃圾,去年下半年,他的工资就长了,一个月一百二……我觉得,你们对我那么好,跟你们提涨钱,有点对不住……”她终于鼓足勇气把憋在心里很长时间的话说完了,脸上的表情反倒安详下来,静静的等待一个回答。

“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”妻略加思忖,说:“这样吧,大姐,这个事儿需要和大伙儿商量一下。下个月好吗?我努力努力看看,下个月我一定给你个准信儿,行吗?”

她连说了好几个“谢谢”,满怀希望走了。

“看见了吗?加这十块钱倒加出事儿来了。真是人心不足啊。”我摇头叹息。“你可别这么说。”妻蹙眉道,“八十块钱确实也太少了。给你一月八十干这活儿,你干吗?”“不干。”“还是呀。做人要厚道。”我无言。

接下来,妻开始为给垃圾工长工资之事展开斡旋。因为工资一涨,每家每户所要缴纳的卫生费也要跟着涨,否则就不够发工资。此事罗书记已经无能为力了,但他很支持。我测算了一下,剔除几家不在这儿住而拒交卫生费的“钉子户”,每一常住户每年应缴卫生费从30元涨到35元就足够开支了。妻对这一测算结果甚是满意,她认为涨得不多,应该都能接受。

可是,当她从吹风游说阶段进入实质性操作的时候,阻力迅即出现了。我们的宿舍楼共有3个单元,另外两个单元的住户大多已不是原户主了,他们或是买断了产权或是长期租房的,做生意者居多,对于涨卫生费基本上没有异议,何况涨得并不多,没什么不合理的地方,这么点小事,值不得去斤斤计较,于是很快就都把钱交齐了。问题偏偏就出在了我们这个单元上。

我们这个单元比较纯净,十二户都是常住户,而且一多半是公务员家庭,都是知根知底的老熟人。然而,公务毕竟是公务员,他们的思维就是与常人不同。一开始他们是三姑六婆的聚在一起窃窃私语,表达不满,认为妻在独断专行,居心叵测;议论多了,阻力便由分散到凝聚,然后大家都不交卫生费了,并推举出一代表向妻提出要求:请你们写一个正式的通知说明一下为什么要涨卫生费,理由和动机,贴在楼下,如实告知,再召开一个全楼住户会议来讨论决定。

妻沉默以对,冷笑置之。但她一时也无对策。眼看就要到月底了,我说,“不行就照他们的要求做,写一个通知……”妻双眉一横,怒道,“不写!凭什么?咱又没做亏心事,怕啥?呆着去!”正在僵持之际,六楼的郭倩串门来了。

郭倩供职于我们这一片社区的居委会,若干年前随丈夫从山东迁居过来,她现在的工作还是妻帮忙活动给安排的。所以她与妻的关系很好。郭倩显然是为卫生费而来的,聊了几句便扯到这一话题上了。郭倩说:“我们居委会现在也管着居民楼的垃圾清运工作呐,实在不行,你就上交给居委会算了,别和他们治气。”妻眼睛一亮,“对呀!你为啥不早说呢?居委会是怎么个收费法?”“每户每年交60元。垃圾工一月开一百到一百二,视工作量大小而定。”“太棒了!你等着,看我怎么调理他们……”妻舒坦地笑了。

第二天中午,妻买菜回来,正碰上单元口聚集了四五个老娘们在比划着议论着什么,一见她便都收了声,眼里闪着异样的光。妻大大方方的朝她们一笑,打了个招呼,就绕开她们往楼里走。这时,那位“代表”朝她的后背叫道:“大萍呀,那个事儿是怎么定的?”妻回首问:“啥事?”“就是那个……卫生费的事儿呗。”“哦。那事儿呀,什么怎么定的,不定了。”“咋不定了呢?”“我管拉垃圾是因为罗书记病了,让我帮忙管管,其实我真不想多管闲事,太麻烦。这个月给垃圾工开完工资后我就把它上交给居委会,让居委会管吧。我省心,大家都省心。”“上交居委会?那……他们收多少卫生费呢?”“不多。一年才60块钱。”“一户啊?”“对呀。一户一年交六十,这是统一的收费标准。真不多。”“代表”顿时瞠目结舌,妻莞尔一笑,不再理她,径直上楼去。

第二天晚上,“代表”敲开我们家门,一手攥着一叠零钱,一手拿着一瓶不知啥玩意儿,满脸堆笑,声音甜甜的、柔柔的:“大萍呀,这是我们老家捎来的野生韭菜花儿,可好吃了,给你拿点儿过来尝尝。还有,这是我们这个单元的卫生费,每户35元,共11户,就缺你们一户,你快点点……大伙儿说了,还是让你继续管吧,别交居委会了,都夸你心眼儿好,责任心强……”她巧舌如簧,好听的话一串连一串,把妻足足赞美了半个多小时……

这件事情就算搞掂了。我们尽力了,兑现了给垃圾工的承诺,但我们还是高兴不起来。那位收垃圾的农妇虽然每月多挣了十元钱,可她的境遇并不会因此而改善多少。我们的社会公平吗?公正吗?说不清啊。人分三六九等,这是不争的事实,问题是我们的内心是否自视高贵?是否将那些身处底层的、治于人的劳力者视为卑贱?“人人生而平等”,毕竟只是一个从未实现过的伟大理想。

三八妇女节那天傍晚,我和妻一起回岳父家聚餐。她弟弟特地买了几支红玫瑰,一支送给他媳妇,一支送给他老娘,一支送给他姐姐,并祝她们节日快乐。妻的心情很好,还喝了两杯红酒,脸上泛起了红晕,像红玫瑰般好看。

我们返回家时,天已经很晚,完全黑了。当走到宿舍楼前的马路口,我看见在远远的路灯下,一辆装满垃圾的三轮车在缓慢地前行。三轮车的四个车帮都插上一块一米多高的木板,从而增加了三倍的容积。一个矮小的女人正在奋力地蹬着,每蹬一圈都要洒下许多汗珠,一摔八瓣——她正是那位为我们服务多年的垃圾工。她帮我们拉走所有的污秽,还给我们一个干净的住所。望着她吃力得有些萎缩的身影,我霎时感到一阵阵的愧赧,为自己,也为我们这些公务员。想想看,如果没有他们的默默付出,我们的生活会是怎样的一塌糊涂、臭味熏天!那时候,谁高贵?谁卑贱?这么多年了,我们是否学会了感恩?

我们真的应该学会感恩——对所有的劳动者。

2009年4月16日


责任编辑:美文一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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